为什么“吃瓜群众”或麻木或“网暴”？|鲁迅还在21
涛哥说：最近本号开设了一个栏目“鲁迅还在”，结合当下现实谈谈鲁迅作品。昨天本号写了一篇文章《《药》：有病愚昧的国民，麻木或道德审判的“看客”，被吃“人血馒头”的“义士”|鲁迅还在20》，今天结合昨晚直播再发一篇相关文章。纪念鲁迅更重要地可能是学习鲁迅精神，传承鲁迅事业，弘扬鲁迅作品的现实意义！
众所周知，鲁迅批判国民性主要是批评国民的麻木不仁，尤其是批评围观“看客”的麻木不仁。
这也是鲁迅弃医从文的原因，因为“幻灯片事件”刺激，他认为“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了”。
（“幻灯片事件”是指鲁迅说他在日本上学时在课堂上看到老师播放一个幻灯片，片上播放的是一个中国人被作为俄国侦探而被日军砍下头颅，围观的中国人“显示出麻木的神情”。
实际上，现在据学者考证，这个“幻灯片事件”是鲁迅虚构的，即日本的课堂上没有播放类似内容的画片，这是鲁迅自己从报纸上看到相关新闻而虚构了这样一个事件。
这在鲁迅的文章中也有破绽可见，如在《呐喊 自序》里鲁迅说的是这个中国人被砍头围观群众麻木，而在《藤野先生》说的是这个中国人被枪毙围观群众高喊“万岁”。
当然，这个“幻灯片事件”无论真假，此类事件是真的，给鲁迅的刺激也是真的，即让鲁迅就此决定弃医从文救治国民的灵魂）
鲁迅在很多文章中对“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都有描绘、批判，“看”与“被看”是鲁迅小说的一个基本叙事结构。
如在成名作《狂人日记》中，狂人被围观的“看客”当成了“疯子”，实际上狂人不是疯子而是卓尔不群特例独行的人。
在《孔乙己》中，酒馆里的人都在围观甚至取笑孔乙己，包括主人公“我”这样一个十多岁的伙计，没有任何“看客”对孔乙己表示同情。
在《阿Q正传》中也有很多围观，如闲人们围观阿Q和王胡打架，围观阿Q调戏小尼姑，围观阿Q“革命”，围观阿Q被“假洋鬼子”赶，到最后围观阿Q被杀。
鲁迅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示众》，很多人看到一个巡警捉着一个男人便一哄而上去围观，看了半天没看到什么热闹，旁边有个车夫倒了便又一哄而散去围观车夫。
鲁迅对闲人路人看客的这种无聊在《复仇》里有绝妙讽刺，两个人“裸着全身，捏着利刃，对立与广漠的旷野之上”，路人们密密层层地来围观，看了半天他们俩还是这样子“也不拥抱，也不杀戮”，于是路人觉得无聊，“终至于面面相觑，慢慢走散”。
而这两个人“以死人似的眼光，鉴赏这路人们的干枯，无血的大戮，而永远沉浸于生命的飞扬的极致的大欢喜中”，即本来路人们是来看他们的热闹，结果成了他们看了路人的热闹借此完成“复仇”。
在这些文章中，鲁迅所描绘的看客都是无聊的看热闹的，都是麻木不仁的，都是“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
但鲁迅对“看客”的道德审判也有揭示，如看客对狂人对阿Q对孔乙己的道德审判，最典型的是在《药》里面。
看客们一方面在围观夏瑜的被杀，“颈项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的，向上提着。静了一会，似乎有点声音，便又动摇起来，轰的一声，都向后退”。
另外一方面又在华老栓的茶馆里议论夏瑜，茶馆里康大叔和茶客都认为被杀的夏瑜“疯了”，包括花白胡子和二十多岁的人。
即围观“看客”有时候会很麻木不仁不说话不出手，有时候又很有道德感指指点点道德审判，这是鲁迅的深刻所在和之前研究鲁迅不太被注意的，即鲁迅所写的看客不完全是麻木不仁得，有时候他们也很不麻木不仁。
这是围观看客们的真实状态，我们现在的“吃瓜群众”也是如此，很多人连个摔倒的老人都不敢扶，但他们同时又是“键盘侠”。
那问题就在于，为什么有时候看客麻木不仁，有时候看客又很有道德感呢？
原因其实也很简单，即“最安全的时候最勇敢”，在现实中看客怕承担责任所以不敢表示，而在网上他们不需要承担责任所以就很勇敢。
同样的看客在现实中麻木不仁而在网上就很勇敢，以及在中国很麻木不仁在国外可能也很勇敢，所以，这是国民性问题吗？
恐怕这不仅仅是国民性的问题了，所以国民性这个概念被一些人认为是伪概念，不是国民性导致了国民的麻木不仁，更重要地是可能是制度或环境所致。
所以，胡适、陈独秀、李大钊提出了“制度”改造这条路，而致力于通过文化改造国民性的鲁迅到了晚年实际上也看到了他的那条路的不足，进而从“进化论”转为“阶级论”即“向左转”。
我们今天应当看到制度改造和文化改造这两条路都必不可少，前者更有保障性见效也更快，后者则是根本。
具体到围观“看客”这个问题，我们不能仅仅批判“吃瓜群众”的麻木不仁或“网暴”，更应该认识到是什么导致了他们或麻木或“网暴”。
更主要地还是现实因素所致吧，所以最重要地还是对症下药解决现实问题，如在现实中更多地保障见义勇为让人们敢于挺身而出不再麻木不仁，在网上让网民承担相应责任从而让网民也不敢随意“网暴”。
一味地谴责“网暴”是容易的也是安全的可作用不大，就如同一味地谴责国民愚昧或麻木一样。
涛哥说：最近本号开设了一个栏目“鲁迅还在”，结合当下现实谈谈鲁迅作品。昨天本号写了一篇文章《《药》：有病愚昧的国民，麻木或道德审判的“看客”，被吃“人血馒头”的“义士”|鲁迅还在20》，今天结合昨晚直播再发一篇相关文章。纪念鲁迅更重要地可能是学习鲁迅精神，传承鲁迅事业，弘扬鲁迅作品的现实意义！
众所周知，鲁迅批判国民性主要是批评国民的麻木不仁，尤其是批评围观“看客”的麻木不仁。
这也是鲁迅弃医从文的原因，因为“幻灯片事件”刺激，他认为“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了”。
（“幻灯片事件”是指鲁迅说他在日本上学时在课堂上看到老师播放一个幻灯片，片上播放的是一个中国人被作为俄国侦探而被日军砍下头颅，围观的中国人“显示出麻木的神情”。
实际上，现在据学者考证，这个“幻灯片事件”是鲁迅虚构的，即日本的课堂上没有播放类似内容的画片，这是鲁迅自己从报纸上看到相关新闻而虚构了这样一个事件。
这在鲁迅的文章中也有破绽可见，如在《呐喊 自序》里鲁迅说的是这个中国人被砍头围观群众麻木，而在《藤野先生》说的是这个中国人被枪毙围观群众高喊“万岁”。
当然，这个“幻灯片事件”无论真假，此类事件是真的，给鲁迅的刺激也是真的，即让鲁迅就此决定弃医从文救治国民的灵魂）
鲁迅在很多文章中对“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都有描绘、批判，“看”与“被看”是鲁迅小说的一个基本叙事结构。
如在成名作《狂人日记》中，狂人被围观的“看客”当成了“疯子”，实际上狂人不是疯子而是卓尔不群特例独行的人。
在《孔乙己》中，酒馆里的人都在围观甚至取笑孔乙己，包括主人公“我”这样一个十多岁的伙计，没有任何“看客”对孔乙己表示同情。
在《阿Q正传》中也有很多围观，如闲人们围观阿Q和王胡打架，围观阿Q调戏小尼姑，围观阿Q“革命”，围观阿Q被“假洋鬼子”赶，到最后围观阿Q被杀。
鲁迅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示众》，很多人看到一个巡警捉着一个男人便一哄而上去围观，看了半天没看到什么热闹，旁边有个车夫倒了便又一哄而散去围观车夫。
鲁迅对闲人路人看客的这种无聊在《复仇》里有绝妙讽刺，两个人“裸着全身，捏着利刃，对立与广漠的旷野之上”，路人们密密层层地来围观，看了半天他们俩还是这样子“也不拥抱，也不杀戮”，于是路人觉得无聊，“终至于面面相觑，慢慢走散”。
而这两个人“以死人似的眼光，鉴赏这路人们的干枯，无血的大戮，而永远沉浸于生命的飞扬的极致的大欢喜中”，即本来路人们是来看他们的热闹，结果成了他们看了路人的热闹借此完成“复仇”。
在这些文章中，鲁迅所描绘的看客都是无聊的看热闹的，都是麻木不仁的，都是“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
但鲁迅对“看客”的道德审判也有揭示，如看客对狂人对阿Q对孔乙己的道德审判，最典型的是在《药》里面。
看客们一方面在围观夏瑜的被杀，“颈项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的，向上提着。静了一会，似乎有点声音，便又动摇起来，轰的一声，都向后退”。
另外一方面又在华老栓的茶馆里议论夏瑜，茶馆里康大叔和茶客都认为被杀的夏瑜“疯了”，包括花白胡子和二十多岁的人。
即围观“看客”有时候会很麻木不仁不说话不出手，有时候又很有道德感指指点点道德审判，这是鲁迅的深刻所在和之前研究鲁迅不太被注意的，即鲁迅所写的看客不完全是麻木不仁得，有时候他们也很不麻木不仁。
这是围观看客们的真实状态，我们现在的“吃瓜群众”也是如此，很多人连个摔倒的老人都不敢扶，但他们同时又是“键盘侠”。
那问题就在于，为什么有时候看客麻木不仁，有时候看客又很有道德感呢？
原因其实也很简单，即“最安全的时候最勇敢”，在现实中看客怕承担责任所以不敢表示，而在网上他们不需要承担责任所以就很勇敢。
同样的看客在现实中麻木不仁而在网上就很勇敢，以及在中国很麻木不仁在国外可能也很勇敢，所以，这是国民性问题吗？
恐怕这不仅仅是国民性的问题了，所以国民性这个概念被一些人认为是伪概念，不是国民性导致了国民的麻木不仁，更重要地是可能是制度或环境所致。
所以，胡适、陈独秀、李大钊提出了“制度”改造这条路，而致力于通过文化改造国民性的鲁迅到了晚年实际上也看到了他的那条路的不足，进而从“进化论”转为“阶级论”即“向左转”。
我们今天应当看到制度改造和文化改造这两条路都必不可少，前者更有保障性见效也更快，后者则是根本。
具体到围观“看客”这个问题，我们不能仅仅批判“吃瓜群众”的麻木不仁或“网暴”，更应该认识到是什么导致了他们或麻木或“网暴”。
更主要地还是现实因素所致吧，所以最重要地还是对症下药解决现实问题，如在现实中更多地保障见义勇为让人们敢于挺身而出不再麻木不仁，在网上让网民承担相应责任从而让网民也不敢随意“网暴”。
一味地谴责“网暴”是容易的也是安全的可作用不大，就如同一味地谴责国民愚昧或麻木一样。
众所周知，鲁迅批判国民性主要是批评国民的麻木不仁，尤其是批评围观“看客”的麻木不仁。
这也是鲁迅弃医从文的原因，因为“幻灯片事件”刺激，他认为“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了”。
（“幻灯片事件”是指鲁迅说他在日本上学时在课堂上看到老师播放一个幻灯片，片上播放的是一个中国人被作为俄国侦探而被日军砍下头颅，围观的中国人“显示出麻木的神情”。
实际上，现在据学者考证，这个“幻灯片事件”是鲁迅虚构的，即日本的课堂上没有播放类似内容的画片，这是鲁迅自己从报纸上看到相关新闻而虚构了这样一个事件。
这在鲁迅的文章中也有破绽可见，如在《呐喊 自序》里鲁迅说的是这个中国人被砍头围观群众麻木，而在《藤野先生》说的是这个中国人被枪毙围观群众高喊“万岁”。
当然，这个“幻灯片事件”无论真假，此类事件是真的，给鲁迅的刺激也是真的，即让鲁迅就此决定弃医从文救治国民的灵魂）
鲁迅在很多文章中对“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都有描绘、批判，“看”与“被看”是鲁迅小说的一个基本叙事结构。
如在成名作《狂人日记》中，狂人被围观的“看客”当成了“疯子”，实际上狂人不是疯子而是卓尔不群特例独行的人。
在《孔乙己》中，酒馆里的人都在围观甚至取笑孔乙己，包括主人公“我”这样一个十多岁的伙计，没有任何“看客”对孔乙己表示同情。
在《阿Q正传》中也有很多围观，如闲人们围观阿Q和王胡打架，围观阿Q调戏小尼姑，围观阿Q“革命”，围观阿Q被“假洋鬼子”赶，到最后围观阿Q被杀。
鲁迅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示众》，很多人看到一个巡警捉着一个男人便一哄而上去围观，看了半天没看到什么热闹，旁边有个车夫倒了便又一哄而散去围观车夫。
鲁迅对闲人路人看客的这种无聊在《复仇》里有绝妙讽刺，两个人“裸着全身，捏着利刃，对立与广漠的旷野之上”，路人们密密层层地来围观，看了半天他们俩还是这样子“也不拥抱，也不杀戮”，于是路人觉得无聊，“终至于面面相觑，慢慢走散”。
而这两个人“以死人似的眼光，鉴赏这路人们的干枯，无血的大戮，而永远沉浸于生命的飞扬的极致的大欢喜中”，即本来路人们是来看他们的热闹，结果成了他们看了路人的热闹借此完成“复仇”。
在这些文章中，鲁迅所描绘的看客都是无聊的看热闹的，都是麻木不仁的，都是“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
但鲁迅对“看客”的道德审判也有揭示，如看客对狂人对阿Q对孔乙己的道德审判，最典型的是在《药》里面。
看客们一方面在围观夏瑜的被杀，“颈项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的，向上提着。静了一会，似乎有点声音，便又动摇起来，轰的一声，都向后退”。
另外一方面又在华老栓的茶馆里议论夏瑜，茶馆里康大叔和茶客都认为被杀的夏瑜“疯了”，包括花白胡子和二十多岁的人。
即围观“看客”有时候会很麻木不仁不说话不出手，有时候又很有道德感指指点点道德审判，这是鲁迅的深刻所在和之前研究鲁迅不太被注意的，即鲁迅所写的看客不完全是麻木不仁得，有时候他们也很不麻木不仁。
这是围观看客们的真实状态，我们现在的“吃瓜群众”也是如此，很多人连个摔倒的老人都不敢扶，但他们同时又是“键盘侠”。
那问题就在于，为什么有时候看客麻木不仁，有时候看客又很有道德感呢？
原因其实也很简单，即“最安全的时候最勇敢”，在现实中看客怕承担责任所以不敢表示，而在网上他们不需要承担责任所以就很勇敢。
同样的看客在现实中麻木不仁而在网上就很勇敢，以及在中国很麻木不仁在国外可能也很勇敢，所以，这是国民性问题吗？
恐怕这不仅仅是国民性的问题了，所以国民性这个概念被一些人认为是伪概念，不是国民性导致了国民的麻木不仁，更重要地是可能是制度或环境所致。
所以，胡适、陈独秀、李大钊提出了“制度”改造这条路，而致力于通过文化改造国民性的鲁迅到了晚年实际上也看到了他的那条路的不足，进而从“进化论”转为“阶级论”即“向左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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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才金晓宇翻译真赚不到钱？写作多难？
莫与傻X争高低，远离“疯狗”“垃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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